| 我常想：我应该感谢生活，感谢命运的青睐。因为与我同样吃过糠、下过乡、而现在又下岗的同龄人相比，我是多么幸运。虽然“文革”十年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机会。恢复高考后，我以老三届初中生的底子、“奔三”的年龄，在工作之余拼命复习，终于成为西南师大（现西南大学）78级学生中的一员。我们系78级的同学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是已有三个孩子的35岁的父亲。231位同学除极少数应届高中生毕业生外，全是知青或已参加工作多年的。
报道注册后来不及欣赏西师美丽如画的校园，来不及品味考上大学的喜悦，来不及游览风景名胜北温泉、缙云山，来不及同亲人朋友分享祖辈中第一个大学生的幸福，就忙着寻找除上课外可以自习的教室、可以晨读的地点、可以抢到座位的阅览室。带着对知识的饥渴，怀着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信念，我们开始了难忘的4年大学生活。
那时上课，老师或班委是无须点到的。我们系分专业前的两年，基础课都是一个年级200多人一起上大课。为了能坐到教室的前面的位置，每天各寝室同学都有分工，有的到食堂排队买饭，有的到开水房排队打水，有的则到教室占座位，大家紧紧张张，其乐融融。大教室上课是没有扩音设备的，但任凭哪位老师上课，课堂纪律之好，都无须用扩音设备。值班的学习委员会给老师准备椅子、开水，擦好黑板。每个同学则都有厚厚的笔记本，上课唯恐漏掉了老师的哪句话；自习时翻阅资料、整理笔记。课间老师常常被学生团团围住，各种疑问、质疑，要与老师交流、请教。记得我们毕业数年后一位在学科领域已小有名气的教过我们的老师真诚的对我们感叹：“如果没有你们77、78级的同学逼着我、推着我、帮着我往前走，决不会有我的今天。教学相长得到最好的注释。
那时没有任何规定要上早、晚自习，但不管山城的夏日如何的炎热（教室、寝室都没有风扇）；隆冬如何严寒，所有教室早、晚自习绝对座无虚席，没有人闲谈、没有人进进出出。自习只是没有老师上课的另一类课堂。
那时同学一早离开寝室后一般要到晚自习后才回寝室，早上教室里朗朗读书声，广播里播放着英语，花园里晨读的身影是校园一道感人的风景。即使周日看电影，同学也带着书包和饭盒，以便看完电影后进教室或图书馆，珍惜时间成了一种习惯。
那时每学期有一周的劳动课，这可是真的劳动。同学们用锄头给成片的果林松土，挑着粪桶给树苗施肥。整个一周工作没有老师参与，全由班委组织，好像没有人借故请假。大家把劳动当成放松和休整、交流的机会。睿智的思想、善意的玩笑、真诚的关爱，常常引起一阵阵开怀的笑声，劳动成了需要，劳动成了增进友谊的方式。
那时同学之间的感情纯真而质朴。一位小女生脚受了伤，班上大个子男生半个月把她背上背下；一个家在农村已是父亲了的同学经济困难，年级带薪读书的同学主动资助他；一个女生突发疾病，同学不仅把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并每天安排同学给她补课、照顾她生活，住院半月不仅没有耽误功课，还收获了太多太多的爱和感动。
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学友们现大多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或单位、部门的负责人。回顾成长的轨迹，没有人会忽略大学四年这难忘的岁月。因为大学生活教会我们懂得珍惜，学会学习，明确责任，知道感恩和付出，感悟了大学精神——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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